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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30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魔鬼精心挑選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標：寧夏靈武市，一位白發(fā)叢生的幼兒園教師去年被發(fā)現(xiàn)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為農村留守兒童。湖南攸縣，一名小學教師在過去3年里猥褻了班里的大多數(shù)女生，幾乎都為留守兒童，舉報者說，他“專門欺負”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個中國，過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兒童事件被公開——發(fā)布這一數(shù)據(jù)的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團隊強調，統(tǒng)計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暢的農村社會，性侵很難被人發(fā)現(xiàn)。
“女童保護”基金負責人孫雪梅解釋：“在城市里，大眾媒體比較多，司法覆蓋也更完善，而農村資源和渠道都更加匱乏，家長也許覺得家丑不外揚，所以農村發(fā)生這類事件更隱蔽，更不容易讓外界知道。”
根據(jù)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國有902萬名得不到雙親監(jiān)護的留守兒童，其中36萬名無人監(jiān)護。
“留守女童是留守兒童中的弱勢群體。”2004年開始研究中國留守兒童問題、出版過國內第一本留守兒童研究專著的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教授說。
青少年教育專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呼吁,今天在重視留守兒童生存發(fā)展困境的時候，要特別重視留守女童這個龐大群體，不僅是從現(xiàn)存社會問題的視角，還要從“未來中國發(fā)展”的視角。
“重男輕女”觀念下的隱形傷害
寧夏靈武市教師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極其偶然。一個女孩跟同伴拌嘴時說：“你跟老師親嘴，他還扒你褲子，我要告訴你媽媽。”
“幸運”的是，這段爭吵被一旁的成人聽到了。
絕大多數(shù)的痛苦和傷害沒有那么劇烈，甚至是隱藏的。
“小時候覺得沒有人關心，是一種很恐怖的情感體驗。甚至覺得世界很冷漠，沒人愛我。”26歲的艾琳記得，她讀小學時，期末考試結束的當晚，客運站就會迎來高峰，因為很多小孩從那天起會被父母帶去大城市過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長大。小時候她嘗試過自殺，用頭撞墻，撞了多次后因為太疼沒有繼續(xù);她試過離家出走，最終覺得自己沒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還常跑到同學家里一連幾天不回，也不給祖父母打電話。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廣東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她清楚記得，有一年暑假，媽媽跟鄰居打麻將時突然說了一句，“養(yǎng)女兒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給別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讀書，唯獨把她留在鎮(zhèn)上的學校。
她的祖父母家同時寄養(yǎng)著幾個男孩。男孩的鞋帶開了，祖父母會幫他們系好，但沒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飯，男孩吃肉吃面條，她只能喝白粥。她還必須承擔更多的家務。
2014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研究”課題組開展了一項調研，共調查四至九年級留守兒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調查顯示，36.4%的女童在家經常干活，比男童高9個百分點。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顧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別高25.9和14.7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獨的留守女童為42.7%，不僅高出留守男童6.2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個百分點。
課題組成員張旭東副研究員認為，農村家庭中傳統(tǒng)的角色期待和性別分工模式過早地傳遞給了兒童，女童早早開始操持家務，分擔勞動負擔。這給留守女童帶來了更多的心理壓力，這種壓力與父母外出帶給她們的心理影響疊加在一起。
在安徽調研時，她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公立學校女童多，而收費較高的私立學校男童多。她猜測，這是重男輕女的體現(xiàn)。
“重男輕女，在我們調查的所有村子都極其嚴重。”葉敬忠對記者說，“沒想到到今天還這么嚴重。”他的團隊在國內不少地區(qū)調研過，從中明顯看到，這些人對未來的希望還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說，留守女童則因性別的原因產生更多的勞動負擔，甚至承擔“逆向監(jiān)護”的職責。一個家庭里的男孩可以進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則留在家里，洗衣做飯，幫家里干活，甚至照顧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戶在問答社區(qū)網站“知乎”上傾訴，自己7歲開始煮飯，人還沒有灶臺高，踩在板凳上踮著腳炒菜。早起煮飯喂豬洗碗后再去上學，中午回家煮飯，晚上割完豬草再煮飯，經常沒有時間寫作業(yè)。作為一個女孩，“就像一個隱形人一樣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說話。
青春期孤獨與成長的缺失
對于父母，留守兒童表現(xiàn)出的情緒是復雜的。在回顧留守生涯時，知乎用戶“王莫良”說，當老師教到母親姓名里的字，自己會興奮地告訴同桌。
25歲的汪姍承認，別人都說女兒是“貼心小棉襖”，自己完全沒有這種特質。受留守生活影響，她不細致，也不貼心，不會表達，對人缺乏熱情，不能很快與人熟絡，總是給人冷漠的印象。
她6歲時父母到廣東打工，她今年25歲，已婚。父母仍在廣東，打工。
在留守兒童眾多的湖南鳳凰縣山江鎮(zhèn)，小學教師隆茂昌聽到高年級女生訴苦：“在屋里只有我一個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時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隆茂昌所在的小學，個別低年級住宿生還會尿床，班主任有時要幫忙洗被褥。家長寄回的生活費，老師要幫著去郵局領取并代為保管、記賬，因此很多老師隨身備著賬本。
在鎮(zhèn)上多年從事留守兒童公益工作的中學教師吳建輝，也聽到學生向父母賭氣地說：“你打工回來才知道我已經長大。”
父母們缺席了這些孩子太多“長大”的細節(jié)。
2016年9月，“女童保護”基金志愿者向126名留守女童發(fā)起過一次關于成長的問答，其中一個問題是關于月經初潮體驗，得到了一些讓人“恐懼、無助、無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個與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說，第一次來月經是小學五年級，嚇得以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點紙塞住，第二天再去買創(chuàng)可貼止血。另一位女孩則回憶，第一次來月經時，恰好遇上母親回家探親。“我和媽媽之間關系很差，我第一次發(fā)現(xiàn)來月經后，也不想告訴她。但我沒有衛(wèi)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為了不讓母親發(fā)現(xiàn)，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衛(wèi)生巾蓋住。
艾琳告訴記者，當媽媽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經的知識，她已經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這么回答。
她認為，在情感支撐方面，朋友對自己的影響最大，家人的影響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從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據(jù)孫宏艷、張旭東等學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兒童會把同學朋友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重要程度超過了母親。
對非留守兒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傾訴對象是母親，第二位是同學朋友，第三位是父親。而留守兒童的第一位是同學朋友，第二位是母親，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學朋友作為心里話主要傾訴人，比留守男童高10.8個百分點。
匱乏的常識教育
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與北京師范大學2013年聯(lián)合發(fā)布的《女童保護研究報告》認為，基本監(jiān)護的缺失是導致女童遭受傷害的直接原因。
這種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識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國農業(yè)大學副教授潘璐對記者說，她和同事調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讓同事們“感到不適”的情況。比如，在一個祖母帶著4個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孫女沒有穿內褲，就被40多歲的男鄰居推搡著玩——對孩子來說這是高風險的。
她強調，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勝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無人煙的地方，最可能發(fā)生在日常的環(huán)境下。
“女童保護”團隊也指出，留守兒童多由老人看護，在兒童安全教育及基礎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嚴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長也不知道怎么應對。
讓孫雪梅憤怒的是，幾年前，湖南祁陽縣一名12歲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嬰，女童的父親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應，是給了孩子一個耳光。
寧夏銀川的“女童保護”志愿者講師李劍宏記得，在防性侵課堂上，她拋給孩子們同一個問題——陌生人說給你買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識的城市孩子會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要”，而農村孩子卻明顯表現(xiàn)得猶豫不決。
在這類課上，她從最簡單的知識講起，比如背心和短褲覆蓋的區(qū)域不能讓別人碰。她發(fā)現(xiàn)，同一堂課，對農村孩子的沖擊比對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現(xiàn)場提問很活躍，農村孩子的課堂則非常安靜，下面是一雙雙渴望的眼神，下課后，孩子們圍著她，她能感覺出來他們想跟她說話，但等來等去就是不開口。
告別時，農村孩子表現(xiàn)得依依不舍，會追問老師什么時候再來，城里的孩子則紛紛說“再見”。
“那些孩子需要我們，”李劍宏感慨，“在那種父母不在的環(huán)境下，有人關注她們，她們就能看到希望。我們現(xiàn)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帶給她們。”
“女童保護”志愿者也常常聽到農村學校校長訴苦，學校留不住老師，主科的老師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給孩子傳授這方面的知識，但是無能為力。
打破留守的循環(huán)
陸士楨認為，在越來越大的“風險社會”里，兒童作為面臨最高風險性的群體，必定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他們所受到的傷害也呈現(xiàn)出原因多樣化、程度復雜化、后果復合化、影響深遠化的特點。母親的發(fā)展狀態(tài)對孩子有直接影響。留守女童面臨的種種困境，實際上不僅是對婦女發(fā)展的挑戰(zhàn)，更關系到未來中國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長。
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fā)《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這是第一份以保護留守兒童為切入點、設計制度的國務院文件，全新的農村留守兒童救助保護機制正在建立。
幾個月后的兒童節(jié)，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舉辦了一次有關留守兒童權益保護的研討會。在會上，民政部新設立的留守兒童保護處工作人員林依帆說：“如果我們不能保護這個國家最弱小的子民，我們國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們經濟發(fā)展以犧牲一代人的代價進行的發(fā)展，這樣的發(fā)展有何意義?”
他說，國務院的這份意見梳理了每個工作環(huán)節(jié)的責任。此前涉及留守兒童的表述叫“關愛服務和側重服務”，這次明確表述為“關愛保護”。在文件起草和調研中，一個共識是，留守兒童面臨的不僅僅是心理關愛的問題，更是權益保護的問題。
同樣在這個研討會上，國際組織“兒童樂益會”的兒童保護項目經理曹越說，兒童保護機制并不是確立一個責任單位，問題就立即解決了，背后是中國怎么看待她的兒童，怎么養(yǎng)育她的兒童，究竟是犧牲兒童的權益去發(fā)展經濟，還是怎么樣的路徑?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喬東平則指出，很多國際組織做過測算，童年的時候每投入1元錢，成年以后將有7倍的收益，“對兒童的投資是效益最好的投資”!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為化名)(據(jù)《中國青年報》，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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