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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在成都梓潼橋正街北口與布后街附近，一條短短的小巷在周圍林立的高樓掩映下，并不起眼。然而，這條名為慈惠堂街的小巷在90年前，卻是成都乃至全國最大的民辦官助慈善機構“慈惠堂”總部所在地，街巷也因此得名。而且，民國時期，這里還是成都培養(yǎng)揚琴人才的一個重要場所。
慈惠堂街因“慈惠堂”而得名
傳承百年的老牌機構
關于慈惠堂的創(chuàng)建時間，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在清康熙年間，也有人認為在清雍正初年。無論哪種說法屬實，慈惠堂都可謂成都地區(qū)近兩百年間規(guī)模最大、最為有名的慈善機構。傅崇矩《成都通覽》記載，清末民初，成都各種官辦、民辦慈善團體甚多，尤以雍正初年(約1726年)創(chuàng)辦的慈惠堂最大最著名，久而久之，街也因堂而得名。
從光緒五年(1879年)官府所繪四川省城街道圖上看到，當時的成都慈惠堂有田300余畝，加上官府撥給的救濟經(jīng)費，可養(yǎng)活鰥寡孤獨殘疾無依無靠者三四百人。
慈惠堂檔案中有兩條記載：“慈惠堂為清代葉榮慶同馮、劉、秦、高諸善士創(chuàng)建，民國十三年夏尹前總理昌齡接辦，益著成績。官方先后將普濟堂、育嬰堂、幼童廠、濟貧廠等處撥交整理，由是逐漸擴大，迄今所辦救濟事業(yè)為全川規(guī)模最大而效益最著者”，“竊查慈惠堂創(chuàng)自清之中葉，至民國十三年甲子，由本堂首事劉豫波、張立先、周保臣、周伯萌等公推尹仲錫繼任總理維持，產(chǎn)業(yè)無多，規(guī)模甚小。接辦以后對收益則極力整理，對事業(yè)則逐漸擴充。市之人見其成績優(yōu)良，遂有民眾團體愿將其產(chǎn)業(yè)及所辦事項隸入慈惠堂者。官廳亦有將慈善一部分事業(yè)撥與慈惠堂者，更有公家撥款維持，個人捐資捐產(chǎn)，兼收并蓄，業(yè)遂日宏。”
至民國時期，天災人禍頻發(fā)，大量災民、難民流入成都，貧窮、饑餓、疾病成為社會的主要問題。當時，成都的民間慈善團體應運而生，最多時有100個以上。這些慈善團體紛紛對難民、災民等施行救濟，辦理濟貧、養(yǎng)老、撫幼、義學、借貸、恤嫠、拯溺、施棺、施藥等慈善事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在社會救濟中的不足，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尤以慈惠堂為突出。時任市政督辦的陳鴻文曾三顧茅廬，誠邀大善人尹昌齡出任慈善堂總理。
民國時期的成都流入大量難民，慈善組織的存在顯得尤為重要，圖為1917年的成都。
尹昌齡主政慈惠堂的19年期間，為辦理慈善事業(yè)嘔心瀝血，留下了許多傳承至今的美言佳話。尹昌齡接管慈惠堂后，將當時老成都的慈善機構原普濟堂、育嬰堂、幼童廠、濟貧廠等一并裁撤，歸慈惠堂統(tǒng)一管理。慈惠堂不斷發(fā)展壯大，在社會上的聲譽越來越好，影響越來越大，在扶危濟困、幫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博得社會好評。越來越多的人向慈惠堂捐款捐物，甚至捐獻產(chǎn)業(yè)。除個人捐產(chǎn)之外，政府對慈惠堂的支持和幫助也很大。1931年，成都市政府將本市東糠市街葉元堂鋪面一間、種德里一二兩號內住房二間(系城隍廟全福會產(chǎn))，馬鎮(zhèn)街第一三五六等號鋪房三間、廁所一間(系屬市產(chǎn))，全部撥交慈惠堂管業(yè)。成都市政府所辦之民生工廠因辦理困難，也撥歸慈惠堂辦理，改名為培根工廠。1932年，成都市政府將家族內部矛盾和沖突較大的東大街劉氏祠產(chǎn)全部撥交慈惠堂進行管理。在尹昌齡的苦心經(jīng)營及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幫助和支持之下，慈惠堂的規(guī)模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2年尹昌齡逝世之后，慈惠堂對所有財產(chǎn)進行清點造冊，慈惠堂已經(jīng)有水田、山田共計五千一百九十一畝二分八厘五毫四毛，地四十六畝四分九厘三毫、山地二千七百九十畝零四分九厘九毫一毛正，合計田地共八千余畝。另外還有若干房產(chǎn)、現(xiàn)金等。
一手辦慈善 一手辦火柴廠
據(jù)成都錦江區(qū)文史資料介紹，至抗日戰(zhàn)爭時期，慈惠堂聲望日隆，成為全國聞名的慈善機構。在社會輿論的支持下，慈惠堂逐漸接管了普濟堂(孤老院，遺址即今書院西街34中)、育嬰堂(遺址在今育嬰堂街)、孤兒院等，并在外東大田坎用拆除鳳凰山新軍營房的木料建成商業(yè)一條街，將商店鋪面或出售、或出租，即今大田坎街。又在九眼橋接收惠昌火柴廠，辦起培根火柴廠(遺址在今培根路)。
培根火柴廠的商標，原是一個小孩端著碗吃飯，目的為育嬰，人呼為“娃娃牌”，其后尹昌齡感到娃娃牌商標的含義有所未足，于是更名為“扇牌火柴”。在火柴盒面畫折扇一把，并親手撰書前語六行，表達了慈惠堂的辦廠宗旨：孤窮為本，良心至上，仁風為終。
1940年后，日寇飛機頻繁轟炸成都，慈惠堂街附近的東大街、鹽市口、少城公園一帶，每每淪為一片火海，人員傷亡慘重。尹昌齡日夜操勞，安排鰥寡老弱殘疾人員疏散到遍布郊外的慈惠堂佃戶農家小院隱蔽躲藏，自己也暫避于培根火柴廠。
此外，在抗戰(zhàn)時期，慈惠堂更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比如普濟堂為了優(yōu)待出征軍人家屬，在原來八百八十名的名額基礎之上，又增加男女共一百名，專收容出征軍屬之年老而無依靠者，其條件較收一般孤老為寬。孤貧兒童工讀所增設名額二十名，專收出征軍屬學齡兒童之無力入普通學校受教育者。育嬰堂本專收棄嬰，為安慰出征軍人，不惜破格收容出征軍人送養(yǎng)之嬰孩。所有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抗戰(zhàn)的需要，為了適應當時環(huán)境的需要，為了補充政府照料出征軍人家屬之不足的需要。
黃穉荃在《國史館館刊》寫道，尹昌齡經(jīng)營慈惠堂多年，躬親綜核，一絲不茍，常對手下辦事員說：“慈善機構的錢來之不易，是濟貧救命的，若有虧空，天理不容。”
組織盲童學揚琴
親擬16字班序
1924年，尹昌齡接手慈惠堂后，他發(fā)現(xiàn)，慈善堂一帶經(jīng)常活躍著許多盲人以及他們的孩子，這些人從事最多的職業(yè)就是算命，他們中也有些人有吹拉彈唱的手藝。尹考慮很久，決定讓他們中的盲童在慈惠堂學習吹拉彈唱技藝，并對孩子們的學習、生活、去向等均作了周詳?shù)陌才拧?/p>
這一舉措，對成都揚琴的繼承與發(fā)展，起到重大的作用。
《成都通覽》記載，成都百姓民間向來有放炮、過年、鬧年鼓、耍龍燈、耍獅子、聽揚琴等的習俗。傳說成都三皇會的揚琴藝人在聚會和演出時，還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那就是供奉寫有前輩藝人藝名的“百壽圖”，就像傳統(tǒng)的木工行業(yè)供奉魯班一樣，是對前輩藝術大師的尊重和緬懷。
尹昌齡倡導的瞽童所音樂科(即揚琴班)于1924年農歷三月正式建班開課。他還請來當時的名藝人、名票友義務傳習，甚至還拉來自己的親戚喬仲權教《白帝托孤》等段子。開課時，尹昌齡親擬16字“慈惠大成、發(fā)達永久、勉自未定、蒙天之佑”，作為班序。每期時間為4年，但畢業(yè)后仍留堂內，參加各種營業(yè)性演唱(或留所作教師)、書場演唱或出堂會等。第一班(慈字班)便只挑選了17人，后來大多學有所成，對成都揚琴的傳承與發(fā)展有不少貢獻。
郫縣地方志，慈善堂揚琴班第一任教習名沈子嘯，是個盲人，浙江人，當時他在潼川賣卜為生，由成都東門外胡耀東介紹推薦入堂作揚琴班首任教習。第一任監(jiān)察員則延聘“省城士商高曠之人，平日以揚琴自娛者”何茂軒、鄧楷亭、蕭紹徽、范云卿、梁溫恭、曹少杰、楊卓然、陳春帆等8人組成“專家組”，負責揚琴技藝的傳授。
當時教授揚琴的技師們都是義務的，不一定每天到堂。慈惠堂的揚琴班成效很好，吸引了不少器樂人才，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50年代初。史料上說，成都慈善堂揚琴班先后培養(yǎng)了近200名學生，這也應該是今天成都揚琴堂“久唱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街頭立碑紀念
1943年1月，尹昌齡在慈善堂不幸病逝。臥病彌留之際，他囑咐老妻：“人死后慈惠堂財產(chǎn)賬目切勿輕為啟動，待舉公正者任事時，始辦移交。”
當時的成都華西日報這樣評述，“當此盜跖縱橫，貪鄙成習之今日，尹仲錫先生逝世之噩耗傳來，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憂懼，引筆悼之，略抒胸臆……慈惠堂有良田八千余畝，而先生無之;慈惠堂有街房數(shù)百間，而先生無之;慈惠堂之財產(chǎn)，為先生手創(chuàng)，而先生僅寄居無地板之房，以終余年”。報道說，尹昌齡死后，家無余財辦理喪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賻金主辦。成都十二橋烈士王干青，與尹昌齡共事多年，深有感觸，作《吊尹仲老》詩曰：“家無半畝居，人得廣廈庇，余身二十年，存活億億萬計。”可概其一生廉直。
尹昌齡去世后，成都民眾還在少城公園為這位慈善事業(yè)家鑄造了一尊銅像，贊美他“慈善事業(yè)，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在今天的梓潼橋正街北口與布后街交界處，還立有尹昌齡先生的紀念石碑。
后來，慈惠堂總理由張瀾繼任，1954年，張瀾上調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慈惠堂街的慈善機構也就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高文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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