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由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以下簡稱“女童保護”）與鳳凰網公益聯合主辦的2018年“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多位代表、委員聚焦兒童保護問題，呼吁促進兒童防性侵機制建設，推動相關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座談會上，“女童保護”發(fā)布了《“女童保護”2017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據“女童保護”統計，2017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4歲以下）案例378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我國兒童防性侵教育現狀形勢仍舊嚴峻。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全國人大代表、廈門市麗行公益慈善會發(fā)起人劉麗，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胡衛(wèi)，全國政協委員、貴州新基石建筑設計公司董事長劉穎，國務院婦女兒童工委辦公室副主任宋文珍，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檢辦副主任史衛(wèi)忠，“女童保護”負責人、鳳凰網公益主編孫雪梅等出席了座談會。

 

面對性侵兒童案件多發(fā)、高發(fā)的現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業(yè)界專家建議，應建立網絡兒童色情和網絡猥褻兒童的舉報和處理機制，將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常態(tài)化教學，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并實施從業(yè)禁止，加強對未成年人社會監(jiān)護制度建設，建立處理兒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詢問機制，建立受性侵兒童事后救援機制。

 

2017年平均每天曝光性侵兒童案1.04起

 

根據《“女童保護”2017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2017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4歲以下）案例378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總體來看，近4年公開報道的兒童被性侵案例均大幅高于2013年，我國兒童被性侵和防性侵教育現狀仍然嚴峻。

 

“女童保護”負責人、鳳凰網公益主編孫雪梅表示，近4年公開報道的兒童被性侵案例均大幅高于2013年，體現了兒童被性侵現狀的形勢嚴峻，也反映出社會和媒體對這一現狀的關注度提升。同時，由于案例特殊性、社會認知、傳播規(guī)律等因素影響，僅有極少量的案例被曝光。整體而言，社會各方對這一嚴峻形勢關注度仍不夠。

 

全國人大代表、廈門市麗行公益慈善會發(fā)起人劉麗表示，父母對孩子的教育至關重要，要從小就對孩子進行教育。對于缺少關愛的留守兒童，不管是政府還是社會組織，都應該加強教育宣傳，讓他們能有獨立意識到自我保護。“對于兒童性侵問題，防范教育要勝于事后補救，因為事情發(fā)生之后，即使犯罪人員得到法律的懲治，但是受到傷害的是孩子，他們的健康成長等方面會無法避免地受到影響。”

 

“女童保護”統計，在2017年公開報道的378起性侵兒童案例中，明確表述人際關系的有349起，其中熟人作案209起，占比59.89%；陌生人作案140起，占比40.11%。在近5年的統計中，這是公開曝光的案例中熟人作案占比最低的一次，但總體來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為2014年達87.87%。

 

網絡性侵、猥褻問題值得警惕

 

2017年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例中，有6起與網絡密切相關，主要包含三種類型：網友約見兒童后性侵，通過網絡聊天拍攝兒童裸體視頻，或哄騙兒童拍攝色情視頻后上傳網絡牟利等。犯罪嫌疑人利用社交軟件、網絡游戲等對兒童實施侵害，雖然曝光的數量不多，但尤為值得警惕。

 

隨著網絡越來越深入影響生活，社交軟件和游戲使用越來越呈現低齡化的趨勢，兒童的識別能力和警惕性弱，因此這類案件隱蔽性大，隱案率高。同時，兒童因見網友被性侵的案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地區(qū)，也時有發(fā)生。此外，網絡兒童色情圖片、視頻泛濫問題越來越嚴重，社交平臺中時常出現猥褻兒童的視頻，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發(fā)現、預警、監(jiān)督、舉報和治理機制，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有效性和專門性也需要進一步提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副教授童小軍表示，從兒童保護角度出發(fā)，遇到任何一種兒童傷害，我們要做的事情，都是以兒童為中心，做所有利于他康復和回歸正常生活的服務。對于如何治理網絡兒童色情、猥褻問題，她說，“第一要做是打擊犯罪，加大警力、網絡控制以及法規(guī)制定，然后進行廣泛宣傳教育，不要給孩子太多自己在網上的時間。家長要做好監(jiān)護責任，如果大人經常對孩子的行蹤不了解，這就會出問題。”

 

面對網絡色情、猥褻等暴力傷害，國務院婦女兒童工委辦公室副主任宋文珍表示，首先在發(fā)現問題的時候，做好強制發(fā)現報告制度；其次要加強多方合作，政府部門要加強監(jiān)管，互聯網企業(yè)要履行責任進行內容審查、自我監(jiān)管和刪除有害信息；學校和家長也要做好教育。“我們完善的未成年人網絡立法要盡快出臺，還要讓我們的《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能嚴厲打擊這些違法犯罪行為。”

 

性侵者多次作案占比31.75%，呼吁實施信息公開和從業(yè)禁止

 

“女童保護”統計發(fā)現，2017年全年媒體公開曝光的378起性侵兒童案例中，一人對多名兒童實施性侵害的為98起，占25.93%%，這較2016年的14.09%有較大幅度上升。378起案例中，其中明確表述施害人為多次作案的有120起，占比31.75%；而有184起案例在報道中未提及是首次還是多次作案，根據現實情況推測，其中也應有相當比例為施害人多次作案。

 

上海閔行區(qū)檢察院未檢科科長楊珍介紹了上海閔行區(qū)對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yè)禁止的實施經驗。她表示，閔行區(qū)綜合未保法、刑法、教師法等方面相關條文，秉持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探索建立限制禁止從業(yè)機制。“這項制度啟動之后其實得到非常廣泛的肯定，同時也有不同的聲音，主要關于立法依據、會不會對違法犯罪人員人權存在侵權情況。”

 

對于法律依據問題，立法專家、阿里巴巴集團政策研究室主任朱衛(wèi)國表示，上海閔行區(qū)的試點實際上有現有法律根據，比如說《刑法》中有規(guī)定從業(yè)禁止的規(guī)定。“假如某人已經被判決從業(yè)禁止了，這個犯罪是具有主觀惡性的犯罪前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聘任他當老師，是根據法律規(guī)定來操作的。但信息公開確實涉及到人權保護之間平衡問題，將來可以進行這方面的制度建設。”

 

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張雪梅表示，對性侵兒童犯罪分子實行性侵公開并進行從業(yè)禁止，現在浙江慈溪、上海閔行、江蘇淮安等地都有試行。“這項制度在全國推廣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可能。我們看到社會支持的聲音非常高，這項制度在推廣當中一定注意需要進一步完善。好的制度要有好的支持，比如這項制度可以引入專業(yè)社會評估，來評估什么情況下、哪些人要給予信息公開，從業(yè)禁止在什么期限內進行等。”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胡衛(wèi)表示，有性侵犯罪人員危險程度比一般違法犯罪人員更高，所以隔離時間更長，需要對他監(jiān)管限制更多，這也是世界各國普適性做法，需要很好地借鑒、很好的學習。對于全面探索實施的難點，他認為，中國一方面地域非常廣泛，又是呈現發(fā)達地區(qū)到不發(fā)達地區(qū)梯度發(fā)展的格局，“講到底真正做到信息公開、真正筑起防火墻有難度，這也是法律法規(guī)逐步健全和逐步完善的過程，我認為至少在發(fā)達城市首先要做。”

 

49.96%的城市兒童和55.17%的農村兒童未受過防性侵教育

 

“女童保護”連續(xù)5年對中國兒童防性侵教育現狀進行調查，2017年兒童防性侵教育現狀調查，選取了北京，遼寧丹東，山東煙臺、濰坊，河南許昌，湖北荊門，廣西來賓，貴州正安，海南文昌等地作為取樣地區(qū)，共收集12464份有效問卷，問卷填寫人年齡為6～14歲。問卷分別在“女童保護”兒童防性侵課程講座前后進行發(fā)放、收集，收集的有效問卷中，城市地區(qū)5479份（課前2714份，課后2765份），農村地區(qū)6985份（課前3444份，課后3541份）。

 

不過雖然這一數據仍不容樂觀，但較2016年有了很大改善。“女童保護”2016年在北京、山東、河南、江西、福建、海南等6個省份對14歲以下兒童進行了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2002份，問卷結果顯示，86.55%的兒童沒有上過防性侵課程。

 

隨著兒童被性侵的新聞報道越來越多，媒介信息傳播覆蓋越來越多人群，更多家庭和學校了解到這一嚴峻現狀，提高了防范意識。據介紹，2017年“女童保護”在全國27個省份開展兒童防性侵知識講座，幾乎全部以“小班授課”的形式給學生進行面對面講座9000余場，覆蓋學生人數近50萬。從2013年到2017年底，“女童保護”課程已覆蓋188萬多兒童，44萬家長。但面對家長、學校、社區(qū)等方面的邀請，“女童保護”講師數量仍“供不應求”。

 

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表示，性教育是從兒童一出生就要開始的，但很多家長對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缺位，甚至對網絡兒童色情問題也沒有認知。“傳播網絡兒童色情、實施猥褻的人，可能他們成長過程當中就有問題，比如受到虐待、暴力。所以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長和家庭的影響非常重要，應該要探索開展家庭學科。”

 

兒童可以很快掌握防性侵知識，學習后應對危險的能力提升

 

性侵兒童案例發(fā)生的地區(qū)方面，“女童保護”統計顯示，在公開報道的案例中，受害者為農村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及以下）兒童的有112起，占比29.63%；受害者為城市（含縣城）的為245起，占比64.81%。這與2016年的情況恰好相反，2016年是農村地區(qū)占比75.98%，城市地區(qū)占比23.09%，2016年也是公開報道的案例中農村地區(qū)首次高于城市地區(qū)。

 

報告稱，媒體曝光案例的地區(qū)分布中，城市地區(qū)高于農村地區(qū)，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區(qū)兒童被性侵案例比農村地區(qū)更為高發(fā)，而是反映了媒體在這一領域的年度報道規(guī)律，也說明城市及城鎮(zhèn)地區(qū)兒童比農村地區(qū)兒童受到更為密集的來自家庭、學校及社會的監(jiān)護。此外，城市地區(qū)司法系統相對完善、城市地區(qū)媒體活躍程度更高等因素，使得該地區(qū)兒童遭遇性侵的案件容易被立案和被知曉。

 

“女童保護”調查顯示，對兒童進行科學、正確地防性侵知識教育之后，他們可以很快掌握防性侵知識，知道如何預防性侵風險。“女童保護”在進行兒童防性侵知識講座后進行問卷調查，在城市和農村地區(qū)共收集6306份有效問卷，其中城市地區(qū)問卷2765份，農村地區(qū)問卷3541份。

 

在“女童保護”兒童防性侵知識講座后，城市兒童有97.36%可以正確認識隱私部位，高于課前的89.35%；農村兒童有96.61%可以正確認識隱私部位，高于課前的89.29%。學習之后，有93.78%的城市兒童可以分辨哪些行為屬于性侵害，97.54%的人知道如何防范性侵的方法；農村兒童中，比例分別為93.92%、96.24%。

 

在“女童保護”兒童防性侵知識講座后，76.60%的城市兒童和75.51%的農村兒童可以完全正確掌握遇到性侵時的應對方法和步驟，23.40%的城市兒童和24.49%的農村兒童可以部分掌握。73.60%的城市兒童可以完全掌握遭遇性侵后的應對方法和步驟，另有26.40%的人可以部分掌握；農村兒童中，比例分別為72.97%、27.03%。

 

京師律師事務所執(zhí)行副主任鄭小寧表示，對于兒童，教育是最好的保護，“我們要加強宣傳教育，讓更多孩子明白什么是性侵、遇到性侵怎么辦、受到侵權怎么報警和保存證據等。”

 

要讓保護兒童的法律“長出牙齒”

 

據“女童保護”統計，2017年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案例中受害人超過606人（表述為多人受害但沒寫具體人數的，按3人計算），女童遭遇性侵人數為548人，占比為90.43%；男童遭遇性侵人數為58人，占比為9.57%，這一比例較2016年的7.58%略有升高。報告稱，男童被性侵現狀同樣不可忽視，也更具有隱蔽性；同時相關法律也存在缺失情況，維護權益面臨更大的困難。

 

鳳凰網評論總監(jiān)、政能亮總編輯高明勇表示，關于侵害兒童問題，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很輕微的行為、屬于淺的道德層面，可以譴責、批評、評判；從群體層面來談，如何通過制度化途徑進行更加積極的努力嘗試，比如代表委員通過履職做努力，“女童保護”這樣的公益組織普及防性侵知識；涉及實質性的犯罪，需要付諸于司法途徑解決，而這也是尤為重要的。

 

“關于兒童性侵問題，包括家庭暴力、校園欺凌等，無論國務院和各個部委、地方都發(fā)布很多政策，但現有情況來看，這些政策落實不夠。所以未成年人保護法未來修訂，一定使它成為真正有效、能夠更有力執(zhí)行的‘硬法’。”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說，“讓每個孩子健康、快樂成長，也是培養(yǎng)國家建設領軍人才和民族復興的根基，所以保護兒童在戰(zhàn)略高度上應該放得更多。”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表示，現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對侵害兒童的罪犯懲罰力度太弱，只有嚴刑峻法才能遏制侵害兒童的犯罪，否則犯罪者永遠不會主動止步。“關于兒童性侵防范問題，在農村領域這方面難度更大，尤其是貧困地區(qū)，留守兒童，特別是留守女童受到侵害的概率更高。我今年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改方面，在兒童尤其農村女童方面，會提更多的建議。我也想通過這份努力，讓更多孩子能夠幸福成長。”

 

現場，“女童保護”團隊宣布成立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向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捐贈了注冊后的首筆善款100萬元。同時，阿里巴巴影業(yè)集團發(fā)布了與“女童保護”的合作計劃，聯合推出“飛天小女警”等項目；寶潔公司護舒寶“我就是女生”項目組向“女童保護”捐贈30萬元，用于支持“女童保護”團隊開發(fā)和執(zhí)行部分青春期健康課程；長期合作方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代表則表示繼續(xù)在法律和辦公場地等方面予以支持。